公正司法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确立这一合理可预期性的界限首先是制宪者和立法者的责任，但是它同样依赖于诸如共同体历史情况和文化水平等多种因素。如果只把国家视为法律体系，并且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事务，最终将会导致极权的结果。

[34]Axel Honneth, Das Ich im Wir. Studien zur Anerkennungstheone, Berlin 2010，S. 110.[35]同上，第44、 134页。首先，他将基本权利视为防御权，将宪法中国家与公民的关系简单视为防御关系。但是即便对于最严格的制定法实证主义来说，它的存在也是必需的。在中国，情况也大致类似。作为共同体通常的资金来源，税金构成了社会福利国家再分配体系的前提，放弃它将会对国家的存续造成危害，而国家是一切现实自由的最初预设。

在这一历史阶段，团结在字面上等同于兄弟情谊，如道德等同于同一宗族内所有成员相互之间行为规范的总和。没有法律的具体化，这些义务在规范上显得空洞。从历史来看，能动司法与中国优良的司法传统——马锡五审判方式一脉相承。

与此同时，大刀阔斧的司法改革已经近十年，也积攒了很多问题，会影响法院能动司法的实效。进入专题： 能动司法 。而2023年能动司法的背景是，确立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导地位。这个语词的基本意涵已经得到了明确。

此时学者使用的语词除能动司法以外，还有能动性司法和司法能动等。而在法院的生态功能方面，能动司法的特性就十分明显。

比如，前面提到的家事审判，其能动程度就较高。以多元解纷为例，不少中西部地区法院所在地方财政紧张，有些经费需要由地方来出，有些专项经费甚至被地方挪用。不仅如此，法官要办好案件特别是四类案件（重大、疑难、复杂、敏感的案件。例如，南宁慧泊停车事件。

例如，人案比尤其是基层法院的人案比问题极为突出。他不仅需要考虑特定个案的社会后果，即对本案各方有什么长期影响，还需要考虑特定个案会不会形成批量诉讼，这样裁判会不会导致大量案件涌入法院。这就与法院的工作有很大不同。涉及群体性纠纷或者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件。

能动司法必须严格依法履职，政治效果、社会效果都是从法律效果延伸出来的，牺牲法律效果片面去讲所谓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不仅违背全面依法治国，丧失了法律基础，也不会有好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这与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提出能动司法这一理念密切相关。

例如，在家事审判方面，法院往往是联合妇联、民政局、司法局等十多个部门开展工作，建立起家事审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与本院或者上级人民法院的类案裁判可能发生冲突的案件。

这就需要及时总结归纳法院如何做事，以及如何通过说词来进行政策实践和政策创新。例如，府院联动，有的工作是政府部门想主动，有的工作是政府部门不想主动，法院得主动。相对来说，法律规范化程度高的审判部门，例如刑事审判最不能动，或者说最不愿意能动，因为会受到法律的强制性约束。这使得法院的人事出了较多问题，影响法官工作积极性。在四大检察业务中，尤其是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属于需要做大做强的业务，其能动性更强。总的来看，此前一段时期的研究主题虽然较为丰富，但实质上还是聚焦于词本身。

法院与不同当事人（市场主体）打交道，能动程度也不一样。2012年以后，相关研究数量有所下降，但在2021年前后有关研究数量又开始增加（见图1）。

因此，法官实际上比学者更有条件对法学知识特别是司法裁判所提炼出来的知识进行创新。在新形势下，解决消极审判、机械司法、就案办案问题，根本在司法理念的转变，在司法理念的现代化。

此外，与检察院的配合也经常出现问题，例如，法院集中管辖，但检察院很难集中起诉。但基层法院的法官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

更进一步，法院能动司法效果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经费投入力度。在营商环境方面，很多法院提前介入对涉企案件实行生产经营影响评估，进行企业合规服务，甚至主动进入企业举办有针对性的普法活动，也起到了提供法律咨询的服务功能，潜在预防和前端化解了一批纠纷。在面对外部和内部的各种复杂性情形下，法官在处理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时，其能动司法的可能创新之处会有不同：就法律问题来说，法官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可以通过能动司法形成新的裁判规则。2009年8月27日至31日，他在江苏法院调研并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时强调，能动司法是人民法院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必然选择。

而法院在与民企开展相关业务时，需要谨慎对待。当然，法官办案首先要在实现法律效果的基本前提下，努力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从2008年开始，相关研究成果激增，并在2010年前后达到峰值规则（行动框架）的不同并不必然意味着概念框架的不同。

他指出：在现代社会的法律系统中，法律不仅是习俗或者习惯的反映，还有着遵循良知舆论所提示的理想，改变习俗以及习惯的力量。前述之《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施行过程中，过渡条款的不完备引发的以处罚促关闭或搬迁，就是过急的适例。

要言之，《立法法》的法不溯及既往规定，在公法中，基本上丧失了在新旧法交替之际提供有效的法律适用规则的功能。因为，立法者以新法取代旧法，意味着其表达了一个命令：执行新法。如在珠海限行案中，原告因驾车驶入公交专用车道而被电子监控设备记录。这不仅会使诸多个案的说理乃至结论发生逆转，甚至会影响到立法的进程与内容——如果所谓溯及出自立法。

在与判断基准时问题的关联中审视其正当性，会发现，④可以还原为如下规范性命题：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包括行政处罚），应当以现行法（新法）为依据。这类案件使从旧兼有利的自相冲突暴露无遗：从旧则无视有利。

这对于从旧兼有利而言，是一个冲击。诚然，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但这种补偿本身是法律所预定，是依法行政原则的典型适用方式。

这两个理由中，第一个是实定法上的理由。这个观念显然是从旧兼有利所无法容纳的。